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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美国的通货膨胀是由华盛顿造成的，而不是其他地方。”——米尔顿·弗里德曼
特朗普近期公开呼吁美联储降低利率，以便更轻松地弥补联邦预算赤字。这一举动引发广泛争议，被经济学家视为对美联储独立性的严重威胁。若总统能直接干预利率决策，将导致“财政主导”现象加剧，破坏美元长期信用。
1980年代，保罗·沃尔克将短期利率推高至22%，成功遏制通胀，但代价是经济衰退。建筑工人曾寄送木板抗议，因加息使房屋建设停滞。从中期看，减少供应反而推高房价，违背了控制通胀的初衷。
约翰·科克伦指出：“今天的需求就是明天的供应。”经济需要持续投资与住房供给，而过度紧缩可能适得其反。真正根源在于货币供给超过商品产出，而利率工具无法改变这一基本矛盾。
科克伦认为，沃尔克成功的关键并非加息本身，而是当时伴随货币紧缩的税收、支出与监管改革。这些措施重建了市场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的信心。
当美联储以强硬姿态施压时，反而迫使白宫和国会承诺削减赤字。这种“政治压力”机制让通胀治理回归制度层面，而非单纯依赖央行操作。
当前，美联储常被赋予控制通胀的全部责任。鲍威尔多次强调“我们将采取必要措施”，强化市场对央行能力的信心。但这掩盖了一个现实：国会与白宫可借此逃避财政改革。
如果利率由总统设定，政客将无法再将通胀归咎于央行。选民一旦意识到通货膨胀源于财政失衡，可能倒逼政治家采取实质性改革。
尽管有人认为政治化利率可强制问责，但多数经济学家仍警惕其后果。若政府频繁通过印钞填补赤字，将引发恶性通胀循环。尤其在37万亿美元国债背景下，加息只会提高利息成本，削弱债务偿付信心。
因此，加息已不再是有效的短期工具，也不再是可信的长期威慑手段。
理想情况下，认清这一新现实应促使政治家聚焦长期解决方案——包括税制改革、支出约束与增长激励。尽管这些措施在短期内不受欢迎，但若选民理解通胀的真实来源，他们或许会用选票推动变革。
虽然不支持总统打破美联储独立性，但若这一结构被打破，至少应带来一个结果：白宫与国会必须直面通胀责任，不能再将“二乘四”文件寄给央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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