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代风险投资的起源可追溯至二战后。1946年,乔治·多里奥创立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(ARDC),首次引入机构资金,为科技初创企业注入长期资本。其对数字设备公司(DEC)的投资以7万美元获70%股权,最终实现数倍回报,验证了高风险股权投资的潜力。然而,真正奠定今日基金结构的是1958–59年诞生的首批有限合伙制基金——如Draper, Gaither & Anderson(DGA)设立的600万美元基金,采用“2%管理费+20%业绩报酬”的标准模式,成为后来几乎所有风险投资基金的蓝本。
1978年《美国税收法案》将资本利得税率从49.5%降至28%,极大提升税后回报;1979年美国劳工部明确允许养老基金投资风险投资,释放出庞大资本池。至1983年,年度新增承诺金额超50亿美元,较1970年代增长逾50倍。这一轮政策变革为后续加密领域的资本涌入提供了先例——如今配置加密基金的捐赠基金、家族办公室等,正是在这一合法化与高回报时代首次进入风险投资领域。
1990年代末“互联网泡沫”推动风险投资总额达1050亿美元(按2021年美元计)。尽管2000年崩盘导致资金收缩,但2007年苹果推出iPhone后,移动互联网革命重启增长。与此同时,二级市场平台如SecondMarket和SharesPost应运而生,帮助投资者交易Facebook、LinkedIn等公司的pre-IPO股份,预示了加密代币的流动性机制雏形。这些平台催生了私人股权交易框架,为后来的ICO提供了制度基础。
2009年比特币诞生时,主流风险投资几乎全然忽视。直至2012年,比特币相关项目获得的风险投资不足200万美元,远低于当年全球500亿美元的总规模。原因包括:法律地位模糊、缺乏正式团队、退出路径不明。直到2013年比特币价格突破1000美元,才引发关注。巴里·西尔伯特创立的比特币机会公司(后更名数字货币集团)和亚当·德雷珀的Boost VC加速器,成为早期支持力量。
2013年,Coinbase完成500万美元A轮融资,由Union Square Ventures和Andreessen Horowitz领投,标志着传统顶级风投正式入场。此时投资仍以股权为主,但已开始加入合规条款。同一年,a16z投资Ripple(OpenCoin),首次涉及原生代币(XRP),引出“股权+代币价值”混合模型的讨论。区块链资本、Pantera等专项基金成立,推动“股权加代币认股权证”交易结构兴起,为后续代币发行铺路。
2017年近800个ICO项目募资约50亿美元,是传统风险投资融资额的5倍。代币快速上市、短期变现,使传统风险投资的J曲线趋于平缓。以Polychain Capital为代表的加密对冲基金兴起,采用开放式、季度流动性结构,结合风险投资与对冲基金策略。SAFT协议出台,解决证券法合规问题,成为代币预售的标准工具。但2018年泡沫破裂,大量项目倒闭,暴露出智能合约安全与治理缺陷。
经历2018年寒冬后,行业转向“重质不重量”。Paradigm、a16z crypto等专业基金成立,强调长线布局与技术深度。混合型交易结构普及,股权与代币并行。监管趋严,SEC对Telegram、Kik提起诉讼,促使项目转向私募融资。尽管市场低迷,仍有显著成功案例,如DeFi协议的兴起,显示去中心化金融的长期潜力。
2021年加密风险投资创纪录达338亿美元,占全球风险投资总额近5%。超大规模融资轮频现,如FTX获9亿美元B轮融资,估值达180亿美元。贝莱德、淡马锡、高盛等主权财富基金与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纷纷入场,形成“网络验证效应”。但过度乐观也埋下隐患,2022年宏观逆风叠加行业灾难事件,导致市场重置。
比特币与以太坊价格下跌超75%,整体市值缩水至1万亿美元以下。Terra/Luna崩盘、FTX倒闭、Celsius破产等事件引发信任危机。投资者转向稳健项目,估值大幅下调,早期融资中位估值从2021年的3000万美元降至2023年的1000–2000万美元。条款回归保守,清算优先权、防稀释保护加强。监管方面,美国强化执法,欧盟通过MiCA法规,香港、阿联酋等地则推出友好的监管框架。
进入2024年,加密风险投资活动显著回温,但形态已变。三分之二交易集中于种子轮与A轮,强调长期押注。现实世界资产(RWA)通证化、模块化区块链与二层扩展(Layer2)、人工智能与加密融合成为三大核心方向。a16z、Paradigm等基金持续布局,推动链上治理与代币化基金发展。基金生命周期延长,地域多元化增强,垂直专业化深化。有限合伙人(LP)更加重视下行保护与资产托管,同时寻求超额回报潜力。
历史表明,每一次周期低谷都孕育着新一轮创新。当前加密风险投资正经历从狂热到理性的成熟过程,传统VC模式与代币经济深度融合,为下一轮上升周期积蓄动能。无论是监管新政还是技术创新,都在重塑这一行业的未来格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