市场波动从不缺解释,但多数不过是事后安慰。当清晨的行情异动被归因于Warsh即将被提名美联储主席的消息时,人们或许忘了——这位曾以冷静、前瞻著称的前联储理事,早已用二十年的观察与言论,为今天的争议埋下伏笔。
早在2007年,当全球仍沉浸在增长神话中,Warsh便在「Market Liquidity」演讲中提醒:流动性充裕是暂时的,而投资者情绪一旦转向,市场可能瞬间冻结。他警告政策制定者必须对预测金融危机的时机保持谦卑。
2008年3月,在贝尔斯登濒临崩溃前夕,他已断言:投资银行的商业模式正在瓦解。这一判断后来被证明具有前瞻性。而在雷曼倒闭后,他仍坚持通胀担忧,甚至引发伯南克的私下不满——这并非立场分歧,而是对“危机思维”是否该持续延伸的根本拷问。
Warsh在2010年11月拒绝支持QE2,直言:我们正在把本应由财政部门承担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。他反对将货币政策作为经济增长的万能药,认为过度依赖非常规工具会削弱财政纪律,也埋下未来政策失误的种子。
他的辞职信未署原因,但外界普遍解读为对政策方向的彻底失望。当时《华尔街日报》评论称其为“强硬货币鹰派”,而这恰恰是他长期坚守的核心信念:央行不应成为政府财政的后援队。
时隔十余年,Warsh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。在G30/IMF会议上,他开宗明义地指出:自1980年以来,美国面临的最大经济风险不在外部,而在内部机构的选择。
他提出“经济印记”理论:每一次美联储跳入行动,都会扩大规模与范围,导致资本错配加剧、制度边界模糊。这种路径依赖最终使政策越来越激进,而应对冲击的能力却在下降。
Warsh质疑当前货币政策的“数据依赖”模式。他认为,屏息等待滞后数据、反复修订的国民账户数字,并不能提供真正决策依据。真正的风险在于,政策制定者开始成为自己预言的囚徒。
他特别指出:自2008年以来,美联储已成为美国国债最主要买家。7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,几乎是我加入时的十倍。这种角色转变,让货币政策不再只是调控利率,更成了财政融资的隐性担保。
他主张恢复1951年“财政部-美联储协议”的精神——明确界定双方职责边界。若能达成新协议,主席与财长可共同向市场说明:这是我们的资产负债表目标,而非随意扩张的工具。
“我们需要政权更迭。”他在CNBC采访中直言。现任领导层对降息的犹豫,是对过去通胀错误的持续背负。信誉赤字必须通过结构性变革来修复。
他亦反对将“气候变化”“多元化”等政治议题纳入央行职能范畴。最高法院早有判例警示:国会不会在老鼠洞里藏大象。美联储的职权不是建议,也不是跳板。
Warsh坚信,狭义央行的宪政意义在于其对价格稳定的专注。它不是万能的救火员,也不是政府的通用机构。它的合法性来自成功履行法定职责,而非自我标榜的独立性。
“央行家被训练要谨慎对待批评,以免阳光暴露魔术。”但他也提醒:更大的危险是巫师学徒——滥用魔法力量制造麻烦。
如今,市场正面临一个关键节点:是继续容忍超大规模资产负债表与高利率并存的矛盾状态?还是听从一位曾亲历危机、见证制度演变的前官员的警醒?答案或许不在数据,而在对制度初心的重新确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