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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7月1日，《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》（俗称“大而美法案”）在参议院以50∶50票数僵持后，由副总统万斯投下决定性一票，勉强通过，标志着其正式立法进程迈出关键一步。然而，围绕该法案的舆论风暴持续升温。支持者称其将重塑联邦效能、提振经济；批评者则警告，这将进一步加剧已高悬的债务压力。马斯克再度发声，公开威胁另立山头。其背后依据来自国会预算局（CBO）的动态评分：该法案将在2025至2034年间新增联邦债务约3.3至3.9万亿美元，高峰年度利息支出逼近700亿美元。
要理解这场争议的根源，必须回溯至1787年制宪时期。《联邦党人文集》第45篇确立了“列举权力”模式：联邦仅管辖外交、国防、关税、铸币等有限事务，其余权力归各州与人民保留。第十修正案随后将此写入宪法，旨在通过分权和州际竞争抑制中央汲取资源的冲动。十九世纪多数年份，联邦支出长期维持在GDP的2%至3%之间。
然而，三次重大历史转折持续放大联邦政府体量。动员财政阶段（南北战争至二战）使支出跃升至GDP的10%至40%；福利国家建设（新政至“伟大社会”）推动社会保障与医疗项目常态化；危机扩张（9·11事件、2008金融危机、2020疫情纾困）则每一次非常规支出都让预算台阶迈上新高度。
至2024财年，联邦开支已达6.75万亿美元，占GDP比重达23%，昔日“守夜人政府”的形象早已成为历史注脚。
问题在于，美国联邦体制的核心特征并未随财政膨胀而改变。各州拥有高度自治权，具备独立的立法、司法与行政体系，联邦在绝大多数内部事务上缺乏直接强制力。这种分权结构决定了中央扩权必然伴随效率递减与成本攀升。
根据宪法第十修正案，各州可自主制定刑法、税法、公司法、劳动法乃至环境与枪支法规。例如，加州以严苛排放标准著称，德州则奉行宽松枪支政策。这反映出宪法鼓励地方依据自身利益进行多元决策。事实上，美国并非一套法律制度，而是51套（50州加联邦）并行运行的法律体系，且每州均拥有完整的治理体系。
除民权、移民等少数全域立法外，联邦对教育、公共卫生、地方税制的影响主要依赖财政激励（grant-in-aid），州政府保有选择接受、修改或拒绝的自由裁量权。因此，同一联邦政策在不同州可能呈现截然不同的执行路径与强度。
当联邦以立法或拨款诱导统一行动时，各州常基于本地政治或经济利益偏离目标。近几届政府显示，民主党执政时红州多搁置福利政策；川普执政时蓝州则普遍软性或硬性抵抗。州政府甚至可通过立法抵制或诉讼拖延联邦法规落地，环保、移民、防疫政策皆有先例。
这种纵向博弈显著增加政策实施的不确定性与法律成本，削弱了中央集中资源的能力。
此外，联邦扩权后与州政府在教育、医疗、交通等领域出现角色重叠，导致“上下游脱节”与重复建设。地方优先考虑内生利益，联邦追求全国标准，两者难以精准衔接，最终表现为资金分散与职责空转。
在“中央征税，地方花钱”模式下，地方超支的政治负担被全国纳税人摊薄，缺乏节约激励，形成“不花白不花”的行为逻辑。联邦部门因政治考量倾向“多拨款少问责”，助长浪费。政府问责局（GAO）截至2025年已识别2000余项“碎片-重叠-重复”项目，马斯克主持政府效率部（DOGE）期间查出的浪费更触目惊心。
多重审查机制——参众两院、总统否决、联邦法院审查，叠加各州立法与审计程序——虽强化制衡，却也大幅延长审批周期与合规成本。部分项目不仅拖延成天价，且完工遥遥无期。
综上所述，美国式联邦制在法律上限制中央强制力，却在财政上集中税基。扩权必然引发信息失真、激励错位、程序摩擦、成本上升与效率递减的链式反应。
以“大而美法案”为例，其承诺改进联邦治理，扩大国防、边境、基建及产业支出，并延续大规模减税，取消新能源补贴，削减福利。然而，它未能触及上述结构性矛盾：联邦欲强化职能，但财政成本必然高昂。税收与支出条款强化联邦权能，而州在医疗、福利、清洁能源领域仍掌握执行裁量权，政策效果取决于地方合作度，难以保证统一落地。
在不触动分权结构的前提下，联邦收入大幅缩水，新增国防与边境支出又进一步推高赤字。最终结果是联邦债务上限被抬高至5万亿美元。
可能的解决路径仅有两条：一是回归列举权力，大幅收缩联邦职能，减少支出，增强地方自治；二是再造财权结构，在保留现有职能范围的同时，建立权责与财权对等机制，如统一转块拨款、强化结果评估、缩减项目细则。
两条路径均面临深刻的政治与制度阻力。在缺乏共识的现实下，美国政府或将持续陷入“扩权—低效—再扩权”的循环怪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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